“life never turns out the way you plan to be”，用这句话来形容我过去十年的经历大概是最贴切不过的吧。高中的时候酷爱化学，听说生物化学在美国非常火爆，就稀里糊涂得上了南大生化系。哪知学的东西全是一些死记硬背的生物知识，顿时兴趣全无，于是就浑浑噩噩的过了两年。这时候听说高中一同学当上了新东方老师，那时候才98年，新东方虽然也颇有名气，但触角还没有伸到全国各地。由于那时候老师还不多，所以收入相当高，第一次听他说起那个数字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了我大学四年来唯一的一个人生目标。好在我虽然混日子，英语倒也没有拉下，经过半年的GRE准备，模考基本上也都在2300以上。虽然这分数在机考时代很稀松平常，不过在我们的笔试年代还是有些分量的。当然最后阴差阳错，没有去成。生化系工作也很难找，一怒之下就决定出国了。所以我常跟别人说，我是被逼出国的。（曹老师预约咨询专线：010－63907380，咨询邮箱：cao.ss@egoedu.cn）

当然，像我这样在大学里度日如年的人，GPA是不会很好的，申请材料也没钱请专业人士帮忙，所以最后就被发配到了UA (University of Alabama)。在阿甘的母校，我第一次有了事业上的野心，对于自己动手来回答一些生物上的问题也逐步产生了兴趣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其实对于生命科学而言，本科和研究生是很不同的，本科时就是填鸭子，谁的记性好谁牛。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创造力和锲而不舍精神才是成功的基石。虽然也有过转到一个更好的学校的念头，但想到得浪费一年的时间，就作罢了。后来证明，这个选择是有利也有弊的，这是后话了。经过将近六年的努力，我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。虽然我的学校很普通，但是我的英语表达能力和研究成果弥补了学校名气的不足，所以在我找博士后的时候，也获得了不少普通学校博士生不能获得的机会，这其中包括了04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邀请。

也许这就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吧，我并没有选择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，而是选择了一个美国神经生物界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的实验室。杜克就是杜克，实验室里的同事的能力确实跟UA是不在一个档次的。就在我幻想着再努力工作个三五年，到一个名校去做教授的时候，我的事业轨迹再次发生了变化。在杜克的头半年里，我逐步的发现，教授的生活节奏和方式是很不适合我的。我是一个喜欢动手做事，与人交流的人。作为一个教授，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办公室里面，写研究经费申请书和研究论文，或者是阅读文献。这种单调的生活方式突然让我觉得特别的恐怖，我霎时间没有了奋斗的动力。于是在剩下的三个月里，我参加了不少的关于职业规划的讲座，最后终于发现了新的职业目标：风险投资基金管理。这个职业不但报酬丰厚，而且特别适合我喜欢新奇事物的性格，因为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创业计划书和最新的科技创新。

于是乎，不顾我博士后导师的挽留，我毅然决然的又翻开了我人生的新的篇章。从一个生物学家到风投基金管理人的跨度很大，最好的过渡是先有一个MBA学位，这样才有商业上的可信度。不过在美国，风投是一个很讲血统和关系的行业，所以去一个普通的学校读MBA，是很难打入到这个人际网去的。有这样一个传言，在美国做风投的人，70%毕业于哈佛，30%来自斯坦佛，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这两个学校。然而进入牛校，需要的条件太多了，GPA，GMAT，还有工作经历都很重要。我的GPA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了，760的GMAT在哈佛也算是高分，唯一还有提升空间的就是我的工作经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博士时候的导师邀请我回去，帮他的公司开发我在读博士时发现的一些针对帕金森综合症的药物。于是在2007年，我又回到了我到美国的第一站。

工作了一年之后，也就是08年夏天，我开始了我的MBA申请的征程。不巧的是，08年碰上了经济危机，所有下岗的或者是快下岗的人都来凑MBA的热闹，所以最后没有去成我最心仪的学校：斯坦佛。现在想来，也许当年刚到美国时，就转到一个更好的学校，应该机会会更大一点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最后还是被北卡大学和杜克大学录取了，其中北卡还是全奖加生活费。虽然杜克大学商学院更好，但想到十万大刀的贷款和当前的经济形势，我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了。

我的留学经历，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等到我在八月份重新做学生的时候，也许又会有更多地感受，到时候自然会分享的。纵观我的经历，我考过托福，GRE，自己申请过研究生院的全奖，最近又成功的拿到了北卡大学商学院的全奖。中间的经验和教训，自然是不少的，很想有机会跟其它正在做着留学美国的朋友分享。同时，我也有着美国的工作经历，所以感觉也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选择和未来求职的建议的。